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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代为师,见见我的敌人

2019-10-03 23:04

原标题:好读 | 见见我的敌人

河溪小学还有16名学生,叶新舍的班上有两名。1997年,因为父亲的一通电话,叶新舍从东莞回到河源市和平县贝墩镇河溪村,成为家族中的第九代教书人。22年间,学生人数锐减,叶新舍心中五味杂陈。

曾宪英给来理发的学生围好围布,她的技术没什么花样,标准是不超过三厘米的“平头”。她的店面是露天的,然而找她理发的人排着队,把她的闲暇时间都预约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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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发生在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花江洞完全小学,曾宪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学校里大多是留守儿童。一年前,她和丈夫自愿来到这里教书,上课之余,她帮学生理发、洗衣服、洗澡、煮饭等,照顾孩子们的起居,被学生称为“校长妈妈”。

文 | [俄]谢尔盖·彼得耶夫 文 十九恨 编译

叶新舍和全校16名学生在一起。

图片 3曾宪英在学校里给学生剃头。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去见见我的敌人。不怕大家笑话,这个人其实是我的父亲,虽然他从未像个父亲那样对待我。

“叶老头”,是老师也是“爸爸”

“我孙子都七八岁了,和他们一样大,所以我就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孙子孙女一样看。”

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自己的路虎,尽量不让路上的牛粪弄脏自己的新车。当初就是在这里,我离家出走,他竟然毫无挽留之意。后来,是母亲半夜搭着别人的拖拉机跑到县城,把我硬拉扯回来。

6月初,广东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位于河源市和平县贝墩镇河溪村的河溪小学已经停课2天半。村子里的山崖上,有几处出现了小型的山体滑坡,通往学校的水泥路旁,一块警示牌倒在路边的水泊里,上面写着“前方塌方,注意安全”,路过的学生想要把警示牌立起来,由于力气太小,试了几次都失败了。孩子们卷着裤腿,背着书包,一路嬉笑着奔向学校。

曾宪英高中毕业后留在花江乡教书,如今已有三十五年。她教学能力强,从代课老师到小学校长到学区主任,2015年获得“湖南省最可爱的乡村教师”提名奖。

我不敢说父亲对我没有感情,但至少对我是不公平的。明明是我的语文课外阅读书,他硬是要宣布,这本书供班上所有同学阅读。当那本书转了一圏回到我手上时,已经破烂不堪,上面甚至还沾着牛粪。

河溪小学创办于1957年,占地2000多平方米,现今仅有16名学生,其中一年级9名、二年级5名、三年级2名,而在创校之初是300多名。

19岁时,曾宪英曾希望读书走出大山,但高考失利。54岁时,她有很多次机会可以调往县城,却选择了放弃。用三十五年的时间守在这里,希望能把更多的孩子“托出大山”。

我自信,自己比别的伙伴聪明。这是我的努力所得,父亲却一次次把我说得一无是处,认为我所谓的那点长处,根本算不上什么。别的孩子平时都无暇读书做作业,只有我因为有个教书的父亲,才不需要每天去田地里奔波。

叶新舍今年49岁,是三年级的班主任,负责语文课。“上课。”“老师好。”“同学们好。”叶新舍给两名学生讲解《如果你是我女儿》一文,这堂课要学习10个新的字。

“我本身是这里的人,看到这里的孩子们想走出大山不容易,外面的老师进来也不容易。”

他不以我为荣,即便后来我考上圣彼得堡大学,他也只是点点头,说:“去吧,毕业再回来。”我确实无法接受,等我毕业那天,他竟然真的要求我回家,接他的班。

两名学生中,一名是留守儿童。而在全校16名学生中,双亲都外出打工的有7人。自2010年起,村子里外出打工的逐年增多,许多学生跟随父母外出就学,河溪小学的生源越来越少。一方面,叶新舍感到高兴,孩子们能离开村庄,去城市见见世面,而且城市的教育水平也比乡村高。而另一方面,他担忧留下来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都在外面打工,一年只回来1-2次。有个学生的父母在广州打工,母亲天天打电话回来,孩子接了电话,讲话不超过3句就挂掉了。”提及这些,叶新舍沉默了下来。

留守儿童的“理发师”和“缝纫匠”

我是狠了心离开的。尽管在外面打拼的日子很辛苦,这二十年基本没有给父亲打过电话,但我发誓,总有一天,自己会成功;当再次回到家乡时,一定让这一生的宿敌低头,看看到底是回到家里教书好还是去外面收获多。

孩子们和他很亲,经常帮他拔白头发,称呼他为“叶老头”。“叶老头,叶老头。”叶新舍欣然接受,而让他倍感压力的是“父亲”的角色。由于长期与父母分开,一些孩子会称呼他“爸爸”。为了做好“父亲”,下大雨的天气,遇上山体滑坡,他会一一护送孩子们回家。

花江乡位于江华瑶族自治县西北部,地处瑶山腹地,林木茂密,站在高处可以看到翠绿连绵的山脉。在花江乡花江洞完全小学里,曾宪英正蹲在院子里绿色的大脚盆旁,给寄住在学校里的孩子洗衣服。

羊肠小道还是以前的模样,但之前的那些小伙伴们,我一个个都不认识,物是人非,这一出神,却发现车子陷进一个大水坑。我略带兴奋地喊:“老乡,来帮帮忙吧。”这个世界变化很快,我的求助没有人回应。无论我怎么喊,他们总是投来鄙夷的眼光。

每次开班会时,叶新舍总会强调一句话,“如果好好读书,长大以后就可以去北京,如果不好好读书,长大之后就去搬砖、扛水泥。”知识改变命运的大道理孩子们听不懂,叶新舍只能依据现实情况讲给孩子们听。

这是曾宪英来花江洞完全小学的第二年。

没有办法,我只能大声请求,能不能帮忙叫一下彼得耶夫老师过来。

叶新舍送学生回家。

2016年12月30日,湖南省水利工程涔天河水库下闸蓄水,花江乡大部分村镇的居民都在往外迁移,处于库区内的花江乡中心小学里的老师被分配到其他地方,时任中心小学校长的曾宪英和她的丈夫自愿申请去花江洞完全小学教书。

“什么?你找彼得耶夫老师。”那个村民扬臂大呼,“大家快来帮忙,他是来找彼得耶夫老师的。”不过片刻,我的车子就被他们从深坑里推了出来,几个小孩已经前去找彼得耶夫老师报信,而我在村民的指引下,慢慢驶向那熟悉的家门。

从东莞回到“山旮旯”教书

“这个地方很偏远,有个老师退休了,往这边调老师并不好调,而我原来管辖过这所学校,了解这里,所以就申请调过来了。”花江洞在大山深处,去年修好的水泥路成为了这里通往外界唯一宽阔的道路,附近只有几个村民自己办的饭馆,“沿着盘山公路去集市需要一个半小时”。

成功又如何?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输得很惨,这辈子再也赢不回来。但愿那个宿敌,我的父亲,能够原谅我。  

叶新舍从小在山区生活、长大。1996年,高中毕业,他到300多公里外的东莞打工,月薪1800元。当时,父亲在镇上贝墩中学教书,月薪200多元,买不起收音机和电风扇,于是叶新舍在东莞买了这两样,邮寄给父亲。

据曾宪英介绍,山区里的学生多数是留守儿童,“山区资源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爸爸妈妈在家的很少,孩子都跟爷爷奶奶住。”因为缺乏照顾,寄宿在学校里的低年级孩子常常不洗衣服、不洗澡,头发留得有些长,看去上很蓬乱。“一二年级的孩子有十几个,家里又住得远,我就帮忙给他们洗澡、洗衣服。”

(摘自《知识窗》2015年第2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我当时的理想是打工赚些钱,回老家开一间商店,自己做老板。”结果,钱还没有攒够,叶新舍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说村子里缺老师,劝他回来教书。“当时父亲说,家里8代人都是教书的,你不回来接下去怎么办?”

曾宪英了解到,有的学生很长时间都没有剪过头发,是因为“学校所在的地方没有一家理发店”,“有一些孩子在家里是爷爷奶奶给理的,不是很好看”。于是她买了一副理发剪,义务帮学生剪头发,近来天气炎热,有时中午就有学生满头大汗地跑来,拉着曾宪英去剪发。

《叶氏族谱》记载,叶氏家族于清朝道光十年就开了他们村一代先河,首创私塾,至今,叶新舍家族已九代为师。从城市返回乡村教书,虽有诸多不情愿,但叶新舍最终还是回来了。“穷教书就穷教书吧。”

“我之前在中心小学的时候给女生剪过刘海,但给男生剪还是第一次。”曾宪英说,山里的孩子要求不高,女生刘海不遮住眼睛,看起来要比较清爽,而男生的头发短一点更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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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叶新舍辞掉工作,回到村子教书。他清晰地记得,回村那天,天下大雨,山路泥泞,把鞋底都给粘掉了,他回到了“山旮旯”成了家族中第9代教书人。

完全小学的骆同学说:“以前都是奶奶给剪头,不好看,经常被同学笑话,现在是曾老师帮我剪头,又好看,又爽快。”越来越多的学生到曾宪英这里理发,学校里的男生渐渐都变成了统一的“平头”,曾宪英说:“理发不是定期的,我有空的时候就帮他们剪,有时候是傍晚,有时候是中午。”

回村后的第一个春节,叶新舍遇到在外打工的朋友,骑着新买的摩托车,在村子里很拉风。叶新舍心里一阵失落,这位朋友跟他说:“你教书钱那么少,跟我出去打工,我一个月给你800元,也是坐办公室的。”当时月薪仅为270元的叶新舍心动了,但妻子劝他,既然回来了,就安心教书吧。

除了理发,来到完全小学的时候,曾宪英还带来了自己的结婚后买的缝纫机,“学生在学校里衣服经常开线,有的裤裆都开了,衣服的袖子也磨破了,我就帮他们缝缝补补。”这台缝纫机自从买来后就放在花江乡中心小学里,已经用了近三十年,如今又被曾宪英带到了完全小学,“我还记得当时是210块钱买的,比我们夫妻俩的工资加一起还要多,但能看到孩子穿上干净的衣服,还是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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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管理学校,一边给学生洗衣服、剪头发,时间久了,曾宪英成为了学生口中的“校长妈妈”。此外,曾宪英还兼任了食堂的煮饭阿姨,天气晴朗的时候,她就把学校的垃圾桶都清洗了一遍,“像管着一个家一样”。

河溪小学在升国旗。

图片 5曾宪英给学生们洗的衣服

下一代接班人无着落

夫妻坚守大山30余载

第一次站上讲台,台下坐着55名学生,眼睛齐刷刷地望着这位新老师。叶新舍说:“有点紧张。”

2015年经过乡镇行政区划的调整,花江乡并入联合镇,如今已经不再叫这个名字,但曾宪英仍习惯称之为“花江乡”,“这里是我待了半辈子的地方”。

学生基础很差,认识的字特别少,有一些学生甚至连名字都不会写。叶新舍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教书,把孩子们送出这“山旮旯”。

出生于花江乡大田村一户普通家庭的曾宪英,虽然家庭条件并不优渥,父母却一直供她读书,“之前一直梦想考出去,走出大山”。但1983年曾宪英因高考失利,不得不回到家乡。村子里的干部听闻曾宪英成绩优秀,找到了曾宪英的父亲,让他说服曾宪英去大田村教学点教书。

村里教书虽然清贫,但也有开心的时刻。逢年过节,学生们会争相邀请叶新舍去自己家里吃猪肉。除此之外,叶新舍还承担了一项重任,就是帮乡亲们写春联,而这也是叶氏家族的一项传统。“以前过年的时候,我父亲就每家每户帮忙写春联,甚至让我也帮忙一起写。那时候年纪小,总想出去玩,就感到很烦,不是很理解。”而当自己真正成为和父亲一样的教书匠时,他才明白了父亲当时的快乐。

当时的大田村教学点有四个年级的学生,但包括曾宪英在内,只有三名教师,“我们这儿太缺老师了”。虽然起初还不太情愿,但了解到学校情况后,曾宪英还是选择了留下。

叶新舍已经记不起自己写了多少副春联,有时除夕夜还在熬夜写。有些村民没有钱买笔墨, 叶新舍就自己出钱买。

两年后,曾宪英被调往花江乡中心小学,在那里结识了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易昌茂,同年两人决定结婚,曾宪英习惯喊他“老易”。

村子并不富裕,每次开学时总有很多学生交不上学费。一些家长就请求叶新舍先垫上学费,叶新舍不忍拒绝,就从自己工资里把学费扣除,等学生家长卖了猪仔,再把学费还上。

2011年秋季,花江乡大田村需要一名老师,但因交通不便没有老师愿意前往,“过去需要过河过桥,教学点还没有通路,只能步行。”曾宪英说服丈夫,让他申请前往教书,“老易很爽快就答应了”。

有一年垫的学费还没还上,叶新舍儿子出生了,“老婆生孩子的钱家里都没有,我是去找朋友借的。”

图片 6曾宪英的丈夫在给学校修台阶,免得学生摔倒。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9年义务教育普及,叶新舍再也不用帮忙垫学费了。

教学点空间很小,只有易昌茂一名老师和十来个学生,学校里没有食堂,一切问题需要自己解决。“最难熬的是孤独,学生放学走了,学校里就剩他一个,想说话都没人说。”易昌茂在大田村的这个教学点里一待就是三年。“后来附近的村民都往外搬,家长把小孩带到外地去读书,这个教学点就撤了,他才回来。”

九代为师,在叶新舍看来,这是一种传承。但对于下一代接班的问题,叶新舍摇了摇头。儿子20多岁了,目前在浙江温州打工,一个月能挣1万多元。叶新舍也曾经劝他回村子里教书,但儿子执意不肯。

曾宪英和丈夫平时都住校,自己的家在沱江,但却回去得很少。她被学生称作“校长妈妈”,但在母亲的角色里,她对于自己的女儿却怀有愧疚。

“人就是那么现实,怎么可能回来教书呢?别人都说老师有蜡烛的精神,其实也很普通,很普通,没有那么伟大。”

当时曾宪英的女儿在江华二中读初中,进入高中的第一年,正值曾宪英成为中心小学的校长,“我这边学校工作忙,而她当时也是住校,我们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曾宪英认为,是自己疏于和女儿沟通,缺少管理,导致女儿高中没读完选择了辍学,“她当时考上高中的时候成绩可是非常好的,觉得对不起她”。

采写:南都记者 赵明

现在,她把孙辈带在身边读小学,“孙子现在也在完全小学”,学校里的学生和自己的孙子一般大,曾宪英说自己就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

视频/摄影:南都记者 赵明 董梓浩 罗钟鸣 杨赠玉

在她的学生中,不少已经走出了大山。其中还有一名1987届的学生也选择了重新回到大山,在县教育局任督学,如今已是不惑之年。“每次见到我,他从来不叫我校长,都喊我曾老师。”一些毕业的学生回乡之后会跑到学校看她,逢年过节微信里总少不了几句问候。

2015年曾宪英获“湖南最可爱的乡村老师”提名奖,她希望自己是托衬的“绿叶”,把学生托出大山。“希望我的努力可以让他们能有机会走出大山,而且我更希望他们走出去之后能有力量帮助新的学生走出去。”

在30多年的教学生涯里,曾宪英有过数次机会可以调往县城,但是她选择放弃。“我本身是这里的人,看到这里的孩子想走出大山不容易,外面的老师进来也不容易,所以我选择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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