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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时局动时一场令人狼狈的诉苦

2019-08-29 08:45

文革时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诉苦大会

论剑历史网 - www.lishiweb.com/2016-09-03/ 分类:中国历史/阅读: 文革时期每个单位和机关都召开过忆苦思甜大会,也叫诉苦大会。会议内容就是请苦大仇深的人来控诉旧社会的苦,感谢新社会的甜。那时候市内的忆苦思甜大会基本请的都是固定的诉苦人,一是他们的故事吸引人,二是他们临场经验多,不会乱说话。而我小学时参加的 ...

“文革”时期每个单位和机关都召开过忆苦思甜大会,也叫诉苦大会。会议内容就是请苦大仇深的人来控诉旧社会的苦,感谢新社会的甜。那时候市内的忆苦思甜大会基本请的都是固定的诉苦人,一是他们的故事吸引人,二是他们临场经验多,不会乱说话。而我小学时参加的那次诉苦大会请的是一个第一次上台的人。当时他穿着一件露着棉花的旧棉袄,腰里用布带子胡乱扎住。也不知道是冻的还是紧张,他说话口齿不清,前言不搭后语,老师不时打断他的话站起来喊口号,我们就光顾着喊口号了,也没认真听。当他说到挨饿的时候,突然冒出一句:“要说挨饿啊,那六零年我真是饿坏了……”这时候全场突然安静了,准备喊口号的老师僵住了高举的手臂,瞪大眼睛看着台上。诉苦人说得很动情,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刚低头抹了一把鼻涕,正准备开口讲当年是如何挨饿的,台上疾步走上一个工宣队干部,来到他身边耳语了几句,那人如梦方醒,顿时脸色苍白。我还记得他尴尬的眼神和下台时慌乱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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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时兴革命传统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忆苦思甜。忆苦思甜就要找人演讲,演讲的主角往往就是所谓解放前苦大仇深的人。忆苦思甜时,往往是台上演讲人泣不成声,台下听讲人也跟着抹泪,那气氛确实让人感动,确实让人更加痛恨“万恶的旧社会”,更加痛恨“万恶的地主阶级”。
  一个县城小学,接到上级革委会指示,必须对学生进行忆苦思甜教育。
  当时的学校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老孙不敢怠慢,正考虑着找谁合适,一个人推门而进,是驻地生产大队派驻学校的贫协代表,姓蔡。蔡代表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人机灵,又挺能侃。真是想诸葛诸葛到。老孙一五一十把上级指示精神告诉老蔡,老蔡略加思索,一拍大腿,“嘿!想起来了!”
  忆苦思甜大会这一天,学校准备得非常隆重。主席台上贴着领袖像,上面悬着“忆苦思甜大会”的横幅会标,两边是对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忆苦思甜,饮水思源”。主席台上还邀请了县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城关公社革委会、大队革委会相关负责人。这些人个个一脸凛然肃穆,更给大会增添了严肃紧张气氛。台下一千多学生,排得整整齐齐,也一脸严肃地端坐着,而且每人手里拿着本子和铅笔,预备记录。当然,这是会议前学校三令五申的结果。
  忆苦思甜正式开始了,老孙毕恭毕敬,扶着一个老汉走到主席台演讲桌后面,让他坐好,才小心翼翼地退回去。
  老汉穿一身老棉布对襟大褂,挽腰夹裤也是老棉布料,上衣下衣都补着补丁,胡子头发老长,满脸皱纹,用今天的话说,满脸苦大仇深。
  老汉姓刘,解放前是当地有名的地主赵和尚的长工,喂牲口,赶马车,犁地耙地,五套全活,样样皆通。
  老蔡选他来讲演,就是觉得他是大队里唯一的长工出身,苦大仇深自不必说。刘老汉说话虽然有些糙,爱与人开些荤腥玩笑,但平时口语表达还算比较流畅。不过他是有名的倔种,人称刘二怪。老蔡怕他在台上耍起倔脾气。就提前和他座谈好久,诱导他回忆解放前的苦难日子,刘二怪从小就是孤儿,提起那些艰难岁月,鼻涕一把泪一把,伤心不已。老蔡就有些放心,一再嘱咐他按上级要求去忆苦思甜。
  刘二怪开讲了,讲起自己小时候父母双亡,孤苦伶仃,挨门讨饭,不觉大放悲声。台上的领导,底下的师生,也跟着唏嘘抹泪。
  讲到自己年轻时候,刘二怪话锋一转:“亏了俺东家收留我,让我顿顿吃饱饭,天天有囫囵衣服穿,还给我娶了媳妇。俺东家待我好着呢……”
  台上台下便有些小声议论的声音,此起彼伏。
  老蔡也在主席台上就坐,一听刘二怪的话头不对,就急忙跑到演讲桌旁边,在刘二拐耳旁嘀咕了几句。
  没想到,刘二怪对着话筒大声吼道,“咋啦,我没说错啊,俺东家待我就是好啊,没有他,说不定到现在我都是光棍一个!”
  台上台下便有些轰轰乱乱。
  老蔡有些急,“你看你看,不是让你说他怎么剥削你吗?”因为话筒开着,老蔡又忘了回避,台下人便听得清清楚楚。
  “哼,有他,我还能吃饱饭,现在,我连饱饭都吃不上啦,大肠子都饿细啦!”刘二怪愈发地耍起怪脾气来,声音也愈发响亮。
  老蔡急得先是满脸高粱色,继而又满脸菠菜色,不知如何下场。
  亏得老孙疾步抢过去,对着话筒喊了一声:“大会到此结束,各班带回!”又顺手关闭了话筒。
  不久,学校负责人老孙被调到乡下小学当一般老师,贫协代表老蔡也返回生产队,照旧头朝黄土背朝天。
  想必与此事有关。

3 刘梅花和丈夫陈大富出生于皖北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这里位于安徽、山东、江苏、河南四省交界处。这个地方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军事家和科学家,如庄子、老子、华佗、陈胜、吴广、曹操等。建国初期,曾经有人向毛主席建议在那里专门成立一个以徐州为首府的“淮海省”,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个愿望最后没能实现。正像古代辉煌灿烂的幼发拉底河并不能孕育阿拉伯世界今日的富强一样,世界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也都不是今天强盛之邦,这个没有建成的“淮海省”到了现代竟然也沦为华夏大地相对落后的地区。 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相对落后或许也不是一件坏事,比如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皖北农村与中国的广大农村一样,有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那就是:越穷越光荣。刘梅花就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嫁给陈大富的。事实上,刘梅花嫁给陈大富的直接原因就是陈大富贫穷落后苦大仇深。这一条在那个年代非常重要。 皖北平原一望无际,无遮无掩没山没丘,养成了这里人的性格也比较直,很少拐弯,表达方式非常直接。那时候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苦大仇深也很简单,看他家的房屋就一目了然。看房屋的两个地方,一看屋顶,二看“白板”。 当时农民住房都相当的差,几乎一律是草房,个别条件好一点的农民住房也就是所谓的“拍草屋”房子。“拍草屋”是相对平草屋而言的。平草屋的屋顶是先用麦秸或稻草平摊在上面,然后再用草绳织成的大网罩住,以防刮风的时候把屋顶掀了。这样的草屋简单,省料。而“拍草屋”的屋顶是用精选麦秸一层一层摞上去的,并且每一层都拍打得非常紧,层层相叠,很结实,也不需要用草绳网固定。 “拍草屋”房子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表示这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相对较殷实。那时候媒婆替人家说对象,一个口头禅就是:“他家住拍草屋”。而这些相对较殷实的人家通常是富农或者是上中农。虽然那时候早已成立了人民公社,广大的中国农村实行了三级管理社队为主。大家不管什么出身,都是人民公社社员,都是靠在生产队挣工分吃饭,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富农和上中农家里的日子就是过得比贫下中农相对殷实。既然都是挣公分,富农和上中农为什么比贫下中农过得殷实呢?难道是他们工分挣得比贫下中农高吗?肯定不是。他们不但不比贫下中农工分高,而且还比贫下中农低。相同的农活,比如夹塘泥,贫下中农一天十个工分,富农或上中农只有九个工分。谁让他们成分不好的。但是,他们仍然比贫下中农过得殷实。 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现象曾经引起工作组的高度重视,他们首先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怀疑是这些富农和上中农是不是土改的时候藏匿了什么宝贝,经过仔细的调查甚至挖地搜查,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最后,终于找到了猫腻。原来,过去是富农或上中农的人家比普通贫下中农人家更会过日子。由于他们更会过日子,所以在相同的条件下他们的日子相对殷实,所以他们可以住“拍草屋”的房子,而贫下中农只能住稻草屋。因此,只要看谁家的屋顶是“拍草屋”的,甭问,十有八九不是富农就是上中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他们只能是富农和上中农,而不可能是地主,尽管地主可能更会过日子,但是地主树大招风,早已受到管制,就是日子过的再殷实也不敢露富,当然不敢盖“拍草屋”的房子。不过没关系,地主是躲藏不了的,因为除了“拍草屋”的房子外,还有“白板”。“白板”可以让一切牛鬼蛇神无处藏身。 为了更好地分清敌我,生产队每家每户大门口的墙上都用白石灰糊了一面差不多一米高一米五长的“白板”。之所以称其为“白板”,是因为它的大小和样式与村里面小学校的黑板差不多,所不同的是黑板是黑的,“白板”是白的。与小学校教室里面的黑板不一样的是,“白板”上面都是写好了字的,而不是像黑板那样本来是光的,等用的时候再由老师临时用粉笔写上去。判断一户人家的阶级出身,非常简单,只要看“白板”上面字的颜色就行了。凡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白板”上一律用红漆写着“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之类的标语口号,或者干脆写一条毛主席语录。比如“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或者是“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等等。凡是牛鬼蛇神,家门口的“白板”上一律用黑漆画上一个黑框框,看上去跟讣告一样,黑框框里面用黑漆写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之类的警示性标语。白底黑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当时刘梅花家就是住的“拍草屋”房子,门口的“白板”上面有一个像讣告一样的黑框框,里面写着黑字,而陈大富家住的是稻草屋房子,门口的“白板”上写的是红色标语。 生长在黑字人家子女是痛苦的,因为他们处处都要低人一等,受气更是家常便饭。刘梅花的嫂子娘家人也是“黑字人家”,嫁给刘梅花的哥哥之后,当然是黑上加黑,有一次在地里干活,嫂子小便涨得难受,跑到玉米地里去方便,硬是被副队长拧了出来,说:臭地主婆,精怪得很,人家都就地撒尿,就是你趁机偷懒,谁看你那个臭X了?!就你这个臭X,给贫下中农看老子都不看。说着,竟当众把刘梅花嫂子的裤子扒下来,贫下中农果然不看,而是齐声高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臭地主!” 刘梅花是一个有主见的姑娘,这样的家她是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了,她要赶快逃离苦海,逃离的方式是嫁给一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 当时有一个说法,说地主富农子女只要嫁给贫下中农,就算是投奔革命,于是就一切按照贫下中农的待遇在生产队安排做事并且不受歧视,更不会被当众扒裤子。相反,如果是贫下中农的女儿嫁给地主富农,则算是叛变革命,马上就要被歧视。而如果像刘梅花嫂子那样不识时务,自己本来就是地主子女,然后又要再嫁给一个富农子弟,那么就是“结成反革命联盟”,就是黑上加黑,被当众脱裤子也是理所应当的。刘梅花不傻,刘梅花绝不会再走她嫂子的老路子,刘梅花不愿意被当众扒裤子,于是,刘梅花必须嫁给贫下中农子弟。 其实,刘梅花是一个心气蛮高的姑娘,如果不是正好处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她本来会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人。没办法,长得稍微漂亮的女人在择偶的时候大多数都是比较挑剔的。事实上,刘梅花选择陈大富本身就是挑剔的结果。 前面说过,刘梅花必须嫁给贫下中农子弟,但是村子里大多数都是贫下中农子弟,这样,刘梅花就有了选择的余地。选择标准自然是“政治第一”。虽然都是贫下中农。但是贫下中农里面也有贫农和下中农之分,即便同样都是贫农,也还有苦大仇深的贫农和一般的贫农之分。陈大富就是苦大仇深的贫农,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因为他经常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做报告。 那时候经常召开忆苦思甜大会,刚开始是选择几个能说会道的贫下中农给小学生讲旧社会他们是多么多么苦,新社会他们是多么多么的甜,讲着讲着就呼起了革命口号,其中重点是高呼“打倒刘少奇!”和“毛主席万岁!”,仿佛旧社会贫下中农所受的那些苦全部都是刘少奇造成的。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基层的积极分子也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开展了,因为原先来领导他们开展运动的工作组一夜之间也都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爪牙,甚至比地主富农都黑。于是基层积极分子觉得还是搞忆苦思甜最保险,不管上面口号怎么变,搞忆苦思甜,说新社会好,说旧社会苦不好总是没有错的。于是,忆苦思甜活动不仅在小学生中间进行,也在广大社员中进行,不仅在农村进行,也在城市里面开展。这样一来,一时间能说会道的贫下中农就成了紧俏资源,因为大多数真正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是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平常叫他们在村里面对小学生忽悠忽悠还行,真的上了大场面,常常只能喊几句口号,实质性的东西一句也说不出来了。而且更有甚者,有些农民一到那个场合居然连口号都喊不出来。 本来刘梅花并没有看上陈大富,而是看上了陈三元,因为陈三元比陈大富更要苦大仇深,那时候生产队做忆苦思甜报告的总是陈三元。陈三元不仅在生产队做忆苦思甜报告,而且报告还做到的公社,但是做到公社的那一天出事了。大约当时到会的人太多的缘故,陈三元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一看到台上台下黑压压的人,慌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于是一急,就带头喊起了了口号。喊口号容易,反反复复就那两句话:“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陈三元喊一句,台下的贫下中农就跟一句,倒也热烈。但是,总不能老是这样喊下去。于是,陈三元同志就一边带领贫下中农喊口号,一边想着下面该说什么。谁知道就这么喊着想着,想着喊着,突然搞反过来了,把本来被打倒的喊成了万岁,把本来被万岁的喊成了打倒。这还得了?!陈三元自己马上就成了被打倒的对象,而且是真的被人打倒了,并且是当场就被打倒在地,连陈大富同志都亲自上前踢了两脚。 陈大富不敢不踢,因为他们都姓陈,这两脚表示他已经与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三元划清了界限。 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三元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忆苦思甜还要继续。这时候,陈大富同志脱颖而出。陈大富家里虽然算不上真正的苦大仇深,但是陈大富会说。会说就行。 陈大富说:他家在旧社会最苦,他自己五岁就给地主老财放牛,有一次牛跑了,他就跟后面追,实在追不上,自己掉到河里,差一点就淹死。是共产党救了他。被共产党救上来之后,送回去,地主老财等共产党走了之后,又把他一顿毒打,骨头都被打出来了。说到这里,陈大富忍不住哭了。 想一想一个五岁的小孩的这种遭遇,听众也被感染了,于是会场哭声一片。这时候,有人带头高呼革命口号,在一片“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中,会场的气氛顿时达到高xdx潮。 通过陈三元的教训,人也学精了,只喊“打倒”,不喊“万岁”,这样就不容易发生错误。果然也就没有再发生错误。由于没有发生错误,陈大富就成了名人。到处做报告,不仅做到公社,而且还做到县里,直接给工人老大哥做报告,风光极了。 刘梅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主动上赶子嫁给陈大富的。这里说刘梅花是“主动上赶子”并没有抬举陈大富或贬低刘梅花的意思,事实上也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当时要嫁给陈大富的人多着呢,只不过刘梅花确实比较贫下中农子女长得俏,而且近水楼台先得月罢了。 洞房花烛夜,刘梅花问陈大富: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八。”陈大富说。 “哪一年生的?”刘梅花问。 “四九年,噢不,”陈大富略微想了一下说,“五一年生的。五一年冬天。下大雪生的。” 刘梅花知道他在说谎,其实一个生产队的,谁多大还能不知道?刘梅花是五四年的,陈大富怕刘梅花嫌他年龄大了,故意把自己说小两年。 “五一年生的?”刘梅花问。 “五一年生的。”陈大富说。说的非常肯定。 “不会记错吧?”刘梅花提醒。 “不会,”陈大富说,“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下着大雪呢。鹅毛大雪。” “真记得?” “真记得!”陈大富发誓。 刘梅花没有说话,笑了。 “你笑什么?”陈大富问。 刘梅花还是笑。 “不是我自己记得的,”陈大富自己也笑了,“是听我娘讲的。” “不管是四九年生的还是五一年生的,”刘梅花说,“你五岁的时候都是解放以后的事情了。解放以后你是给哪个地主老财放牛了?你是不是把新社会的生产队说成是地主老财了?这可是现行反革命的罪呀。” 大约是想到了陈三元的下场,陈大富吓得当场给刘梅花下跪,并且从此以后在家装病,再也不到外面做忆苦思甜报告了。 皖北那边有个说法,说丈夫在结婚的第一天一定要把老婆给治服了,只要第一天把老婆给治服了,老婆就会一辈子顺从丈夫。本来这对于陈大富同志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陈大富当时是红得发紫,刘梅花又是自己上赶子投奔革命阵营来的,陈大富不用费劲刘梅花自然就会服服帖帖,但是没想到刘梅花关键时候来这么一手,差一点就把陈大富打成跟陈三元一样的现行反革命。于是,被治服的恰恰是陈大富自己。 果然,陈大富自从结婚之后果然就一直听刘梅花的。 听老婆的也不一定是坏事,如今是新社会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一点也不比男人差,比如刘梅花当时就是初中毕业,而陈大富只有小学毕业。那种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去的过去,特别是像刘梅花陈大富这对夫妇,陈大富听刘梅花的还真没有错。再说,如今有些女人的头发比男人还短,见识当然也就长了。事实上,陈大富能有今天的事业,还真是听刘梅花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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