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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未完的棋后记

2019-08-22 02:53

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蒋介石培养了以戴笠为首的许多特务,他们试图暗杀中共的进步人士和高级将领来达到消*****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未完的棋后记。党的目的。为了推翻蒋家王朝,中共也培养了一大批红色情报人员。 沈安娜: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红色女谍 亚洲必赢 1

  终于写完了这部五十五万字的长篇《毛泽东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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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不由得想起写作《毛泽东与蒋介石》那些日子里,我曾应《上海画报》之约,在该刊一九九三年第二期发表一篇文章,现摘录若干内容于下:  

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从千里之外飞回上海,坐进书房“沉思斋”,我的身上似乎还散发着重庆的雾气。我正在写五十多万字的长篇《毛泽东与蒋介石》,重庆谈判是全书的高潮。我实地踏勘了当年毛泽东下榻的红岩村、国共谈判所在地张治中公馆“桂园”以及蒋介石的官邸,采访了许多当事人,使我下笔之际,充满了现场感。  

邵元冲,浙江绍兴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又赴日本谒见过孙中山。辛亥革命后回国,主编上海《民国新闻》,其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参加反袁斗争,并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机要秘书,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这几年,我正致力于系列长篇“红色三部曲”的创作,第一部《红色的起点》和第二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的第一版已于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印行。《毛泽东与蒋介石》是第三部。  

1923年,受孙中山指派,邵元冲与蒋介石一道代表国民党赴苏俄考察。

  我用文学笔调,写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二十八年间的红色历程。  

邵元冲是旧派文人,他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真的当成一个教授职位来做,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教官,和党代表廖仲恺很少打交道。

  为了写“红色三部曲”,我奔走于“白发世界”,寻访众多年已耄耋的历史当事人并沿着中国革命的红色之路实地采访:从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到嘉兴南湖,入“八一起义”的南昌,上井冈山,进瑞金,步入遵义会议会址,走访延安窑洞……此外,还细细观察了西安事变发生地和重庆谈判的场所。至于北京,则去了一回又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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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的起点》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在中国均进入了畅销书排行榜,印数各达十万册。一九九二年十月,我前往成都第五届全国书市签名售书。一天之内便售出一千二百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签名本。  

邵元冲

  我正面对历史而沉思着,我的书斋也因此取名“沉思斋”。写作《毛泽东与蒋介石》,早在一九九三年元旦所载我答记者问《叶永烈笑谈〈毛泽东与蒋介石〉》一文中,便已谈及:“全书共十二章,约四十万字。”如今,按原计划写了十二章,而总字数却大大超过了。确实,《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内容非常丰富,即使写成一百万字,也还“紧巴巴”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与“红色三部曲”的前两部不同。前两部写的是断代史:《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虽说也写及中共“一大”代表们后来的命运;《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虽说也写及遵义会议前后的一些事件。然而,《毛泽东与蒋介石》却囊括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史及当代史。  

邵元冲给自己安排的工作任务是每个星期由小汽艇送到岛上来作几次政治演讲,讲完后夹上公文包匆匆离去。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时间跨度那么大,给写作带来的困难,比前两部长篇要大得多。我不能不作更为广泛的采访,包括国共双方的人物——而前两部书的采访,是在中共人物的一方。我在写作时,绘制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历史曲线”,描出他们之间关系的“波峰”和“波谷”。这起伏的曲线,既是中国现代、当代史的艰难发展历程,也是全书情节起伏的波澜。由于内容实在太丰富,我不能不采取详略结合的方法。西安事变、皖南事变是毛泽东和蒋介介石关系史上一起一伏的重大事件,而重庆谈判则是两人关系史上的高潮,我均予以详写。尤其是重庆谈判,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面对面交往的四十三天,写了五万字。而一九四九年十月后至他俩去世,漫长的二十六七年,也只写了两章而已。  

邵元冲所主持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其实是个空架子,只有两位担任记录工作的书记,成了实实在在聋子的耳朵——摆设。

  关于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二十年代的交往,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点。我徜徉于历史的文献之中,从雪泥鸿爪中加以细细考证,终于写成本书的第一章《最初岁月》。  

政治部是不能当空架子的。

  世上有“比较文学”,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政治学”,以至有没有“比较领袖学”。本书着眼于比较,即处处、时时把毛泽东和蒋介石加以比较,比较他们的策略,比较他们的品格,比较他们的思想,比较他们的功过……毛泽东和蒋介石一辈子都是政治对手,无处、无时不在处心积虑思索着如何战胜对方。正因为这样,我以为只有用比较的目光、比较的手法,才能写好他们,才能写好这本《毛泽东与蒋介石》。也正因为从未有人这样写过,从未有过这样的“比较领袖学”,我感到艰难,也感到只有用人所未用的观点和手法,才能创新。  

失去了邓演达协助的廖仲恺,将希望放到了共产党方面。

  内中,我设计了三场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书面对话”,即如何看待西安事变,如何看待皖南事变,以及一九四九年元旦的“新年对话”。这样的“书面对话”,除了所用手法是作者虚拟之外,“书面对话”中所用的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每一句话,以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准确的,都是出自历史文献,都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原话。这三场“书面对话”,正值历史的关键时刻。设计这样的“书面对话”,也正是出自“比较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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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大陆,历来对于毛泽东仰视,对蒋介石俯视;而在台湾,正好相反,历来俯视毛泽东,仰视蒋介石。我写这本《毛泽东与蒋介石》,对他们两人都以平视的角度看待。两人之中,相对而言,写蒋介石难于写毛泽东。我采访过毛泽东多位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对他的评价也有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依据。对于蒋介石则不然。我只能以自己的分析,来对他作出评价。我对他的一生进行了仔细查考。我认为,蒋介石一生,虽始终反共,但也做过三件好事:一是领导北伐,二是领导抗战,三是退往台湾之后,坚持“一个中国”,并着力于发展台湾经济(虽然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蒋经国时代)。至于毛泽东,既写他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赫赫功绩,也写他晚年“左”的严重错误和他的经济失误。  

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

  值得提到的是,诚如大陆称“汪辜会谈”而台湾称“辜汪会谈”那样,国共双方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提法常常不同。例如,毛泽东称“皖南事变”,蒋介石则称“新四军事件”;毛泽东称“淮海战役”,蒋介石称“徐蚌会战”……也有双方相同的,如西安事变、重庆谈判。细细分析,内中颇有文章。在蒋介石看来,张学良把他抓起来,当然是“事变”;而“皖南事变”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突袭新四军,当然是“事变”,蒋介石则只称“事件”。同样,“战役”与“会战”之间,也存在词义的差异。只有“国共”一词,在国民党强大、中共弱小的年月叫惯了,总把“国”放在“共”之前,以致后来“共”远远强大于“国”时,仍沿用“国共合作”、“国共会谈”、“国共两党”、“国共关系”之类名词,没有改为“共国”。  

廖仲恺经同蒋介石、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会商,决定请共产党方面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政治部主任。

  在写作这本《毛泽东与蒋介石》时,由于还要完成电影剧本及其他作品,以致本书的写作时停时续。本书前三章是手写的,自第四章起改用电脑写作。最初,用电脑每天只能打一千字,而且一边构思,一边要顾及键盘,还要不时地去想那个“码”,甚为吃力。到本书完成时,我用电脑的写作速度已远远超过了手写。从这本书开始,我便一直用电脑写作了。  

张申府,这位最早执教黄埔的“红色教官”,早年与陈独秀、李大钊来往甚为密切,是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的编委之一。

                                         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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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初稿  

张申府  刘清扬  周恩来

亚洲必赢,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改定  

1918年12月,张申府与陈独秀、李大钊三人联手创办了《每周评论》。后来陈独秀交给张申府一项新的任务,让他到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发展中共党员。在欧洲的三年里,张申府介绍了后来成为中共核心领导人的周恩来、朱德入党。

                                 二○○二年五月三日,补充  

1921年春,张申府在巴黎时,介绍了23岁的周恩来加入中共,成为中共八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小组成员。

                                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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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刘清扬(右二) 张申府(右一)

张申府进入黄埔军校源于与蒋介石的相识,据张申府回忆:“那是1923年的11月,我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住在莫斯科赵世炎处。时蒋介石正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与张太雷等四人在俄国考察,这是为国民党创办军校作准备的政治军事考察。经世炎同志介绍,认识了蒋介石。”

当时国民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与中共开展党内合作,接受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张申府通晓英语、德语,加上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荐,很快成为校长蒋介石的翻译。

为了办好学校、培养自己未来打天下的栋梁之才,蒋介石曾请求留学西欧的黄埔军校学生入学考试面试主考官张申府(共产党员),要他举荐一些国外学习的优秀人才到黄埔执教,蒋介石其实是希望张申府可以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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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

不料,张申府似乎没有理会弦外之音,他爽快地开列了全是共产党人的十五个人的名单,其中第一名就是周恩来,第二是周佛海。此外还有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欧阳继修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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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年

当廖仲恺提出希望中共方面能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的儿子),也决定派周恩来去黄埔军校接任这一职务,并同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

接到张申府的推荐信后,当时还在法国的周恩来很快回信,表示愿意回来。

张申府将此事报告廖仲恺,廖仲恺立即答应寄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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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

说实话,黄埔军校地处广州郊外,实在是个生活艰苦的地方,此外,黄埔军校内部派系林立,大部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不愿去蹚浑水,情愿在国民党中央谋取一官半职。

张申府虽然是黄埔军校第一位中共教官,也介绍了一大批中共人士进去,但他自己在黄埔的时间并不长,任职一个多月就“开小差”了,于1924年6月19日离开黄埔,当时由他举荐的周恩来还没回到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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