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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游击队小镇,68年前为你受的苦

2019-11-29 15:35

彭咏梧原名彭庆邦,1938年加入中共,担任过担任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重庆市委任第一委员等职,曾经领导重庆学运和挺进报,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彭咏梧与江竹筠在革命斗争中假戏真做结为夫妻,彭咏梧于1948年为掩护同志而牺牲,时年33岁。人物经历 刻苦读书 彭咏梧,原名彭庆邦,小说《红岩》彭松涛的原型。1915年生于四川云阳县红狮坝彭家湾(今重庆市云阳县红狮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全家老小靠母亲务农维持生活。虽家境十分贫寒,但望子成龙的母亲仍节衣缩食,把彭咏梧送进了当地的学堂“易氏族学”(今彭咏梧小学的前身)就读。懂事的彭咏梧深知自己上学读书不易,于是埋头苦读,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博得老师和乡邻的称赞。 积极抗日 1931年秋,16岁的彭咏梧进入云阳县城中学读书。时值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件”爆发,这给彭咏梧日渐成熟的心灵带来了深深的震撼。加之在老师的影响下,他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常利用业余时间阅读马列书籍及进步刊物,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抵制日货,质问反动当局,因表现突出,被学校开除,后经外婆四处托情,又才勉强留校继续学习。 1935年1月19日,与上海中央特科直接联系的中共云阳县党组织,在云阳县发动了工农武装起义。这使彭咏梧深受启发和教育,决定离校寻找党组织,但几经周折仍未找到,他仍不灰心,继续寻找救国救民之道。恰在这时,郭汝栋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在云阳招收军官学员,彭咏梧又决定从戎救国,他随队到达宜昌后,方知训练后是去江西“剿共”,便偷跑回家到“易氏族学”教书,一方面在学校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方面积极寻找党组织。 开展斗争 1937年秋,22岁的彭咏梧考入四川省立万县师范。万师的进步氛围非常活跃,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读书会”、“抗日后援会”等组织,一心追求进步的彭咏梧参加了这些组织,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年12月9日,彭咏梧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与其他“民先”队员领导了万师学生开展反对学校当局殴打学生的斗争。 光荣入党 1938年10月,彭咏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任中共省立万县师范学校分支总支书记,领导同学反“三青团”骨干分子的斗争,并与学校当局开展激烈的辩论,反对他们无故开除学生。 革命活动 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保存力量,同敌人进行长期地斗争,中共中央为国统区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在万师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中共党组织决定彭咏梧离开万师回到云阳,任中共云阳中心县委书记兼云阳县委副书记,云阳小江区委书记,领导云巫等地的工作。彭咏梧到云阳后,立即整顿组织,营救同志,对已暴露的党员进行转移,或割断横的关系。为了工作,他日夜奔波于大巴山,露宿荒山野林,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讲解革命斗争的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他还帮助云阳盐厂建立工会,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同时组织共产党员学习《实践论》、《联共党史》、《论持久战》等书籍和《新华日报》、《全民抗战》等报刊上的文章,以激励人民的革命斗志与革命热情。彭咏梧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于是全家搬到小江古木坝一农民家居住,以卖丝线小商贩为掩护,每天手拿丝线外出进行革命活动。为了不暴露身份,彭咏梧经常改名换姓,有时化装成教书先生;有时打扮成大商人、身着笔挺的西服;有时则衣衫槛楼,化装成流浪汉,补鞋匠等。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他不顾个人安危,以各种身份时而出现在云阳,时而在奉节,时而在巫溪。后来,彭咏梧到重庆工作时,仍与云、奉、巫等地保持联系,指导革命工作,为1947年他到川东搞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革命伉俪 1941年秋,彭咏梧奉中共川东特委之命到达重庆。任重庆市委委员,负责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工作。为了顺利开展工作,以伪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职员身份为掩护,1943年又与江竹筠扮为夫妻(1945年经中共党组织批准与江竹筠正式结为夫妻),时常西装革履出入于各种社交场合,团结了一大批中央信托局、工商界的进步人士,并向他们揭露官僚资本主义侵吞民族资本,破坏民族工商业的事实,教育广大工商业者团结一致,反对四大家族,共同抗日。 爱国运动 1946年3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建立新的重庆市委,彭咏梧任市委委员及宣传部长,领导重庆市的学生运动。1946年12月24日,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的罪恶事件,激起了人民的愤慨。1947年1月,全国学生掀起了抗议美军强奸沈崇暴行的爱国运动,彭咏梧组织重庆地区学生积极响应抗暴运动,成立了“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他还以抗联主席团的名义,在重庆大学理学院举行记者招待会。同时把抗暴运动扩大到工商界、文化界以至各阶层。 为响应北平学联提出的全国学生在6月2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总罢课和示威大游行。彭咏梧每晚四处奔波进行联络,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六·二”大游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这次运动,决定于6月1日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进一次大逮捕。彭咏梧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连夜通知有关人员转移,使中共党组织在这次逮捕中减少了损失“六·一”事件后,彭咏梧一面布置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转移,一面领导各校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六·一”联合后援会,发动师生罢教、罢课,营救被捕人员,还成立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把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继后,彭咏梧还领导了《挺进报》的工作。 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彭咏梧任委员兼下川东工委副书记,负责下川东的武装斗争。11月下旬,彭咏梧和江竹筠离别幼子,双双离开重庆沿江东下,经万县到云阳汤溪。然后到达奉节青莲乡。彭咏梧到云阳后,迅速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为武装斗争作准备,在龙坝乡召开了汤溪工委扩大会议,成立了“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为一纵队,彭咏梧任纵队政委。随后,彭咏梧到奉节青莲乡、以青莲乡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组织青莲乡中学师生向广大农民宣传土地大纲,并亲自到农民中进行演讲,宣传党的政策。群众深受启发,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12月15日晚,彭咏梧在奉节县昙花乡召开了川东游击队奉大巫支队成立大会,陈太侯任司令,彭咏梧任政委,蒋仁风任参谋长。并决定于1948年1月8日在云阳云安盐场和巫溪大宁盐场举行起义,夺取两场税警队的枪支,提取盐税款,然后迅速解决区、乡地方武装,扩大游击队,开辟奉、大、巫游击根据地。但由于事机不密,被敌查觉,防范甚严。彭咏梧等领导当机立断,迅速袭击云刚商业重镇南溪和巫溪西宁乡公所。他们捣毁了乡公所,拿下8个粮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40余支,手枪4支和若干物资。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游击队员的战斗士气。1948年1月ll日,当巫溪西宁暴动队伍返回青莲乡时,在铜钱垭发现奉节保安队前来包围游击队的指挥机关青莲中学,游击队员则马上抢占有利地形,布置口袋战,打得敌人昏头转向,弃械而逃。 英勇牺牲 彭咏梧领导的游击队声威大振,使敌人心惊胆颤。国民党反动派立即调兵遣将,围剿“彭咏梧游击队”。万县副专员兼保安司令李鸿涛也调集云阳、奉节两保安中队直扑奉节青莲、昙花、公坪、大寨一带,对游击队进行南北夹击,企图消灭游击队。由于敌众我寡,彭咏梧决定将队伍暂转青莲乡老寨子,待机行动。此时,保安队疯狂扑向老寨子。彭咏梧、卢光特、蒋仁风等分析了整个形势,决定兵分两路,转移到外线作战。彭咏梧率领一路基干队,从正北面突围,到巫溪红池坝、汤溪一带活动。另一路从西北面突围。15日下午,彭咏梧带领游击队向巫溪方向转移,由于道路不熟,走了弯路,加之连续的急行军。队员们又渴又饿又累。当部队在黑沟埫暗洞包宿营做饭时,被尾追而来的国民党部队581团正规营包围。彭咏梧沉着应战,指挥步队突围。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后,立即从身上取出同志们的组织关系和联络关系吞进肚里,不让它落入敌人之手,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并掩护游击队员迅速突围,最后自己中弹壮烈牺牲(1948年11月16日在巫溪安子山战斗中牺牲)。 彭咏梧牺牲后,敌人野蛮地砍下他的头,挂到奉节竹园坪场的城楼上示众,妄图吓倒革命力量。几天后,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抢下彭咏梧的头颅。由于环境恶劣,只得把头颅和身躯分葬两地。建国后,人民群众将烈士的颅骨和身架骨合葬在奉节县城中心广场旁边,并建立了烈士陵园。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等一伙歪曲川东地下党的革命斗争事实,彭咏梧也受到株连,群众千方百计保护了烈士的墓碑地,使它免遭破坏。彭咏梧的子女 彭咏梧在与江姐相识、相恋之前,已与老家重庆云阳县的妻子谭政烈结婚八年,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彭炳忠。 1946年4月,彭咏梧与江竹筠生下儿子彭云。后来,谭正伦一直把彭炳忠和彭云两兄弟培养成人。 改革开放后,江姐亲生的儿子彭云定居美国,同父异母的哥哥彭炳忠曾官至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在美国定居的还有江姐的儿媳易小冶。易的外公是杨开慧的舅舅。江姐的孙子彭壮壮,1974年生,原是北京22中数学班的学生,1990年赴美,现任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及大中华区电信的核心成员。彭云的儿媳仲琦,也是美国公民,仲琦的爷爷仲秋元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仲琦的奶奶就是江姐同学挚友何理立。彭咏梧与江姐 1941年秋,彭咏梧奉中共川东特委之命到达重庆。任重庆市委委员,负责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工作。为了顺利开展工作,以伪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职员身份为掩护,1943年又与江竹筠扮为夫妻(1945年经中共党组织批准与江竹筠正式结为夫妻)。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志同道合的两个人感情逐渐升温。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彭咏梧和江竹筠正式结为夫妻。一年后,彭云出生。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厉华说,他们两人正式结为夫妻还有一个机缘,云阳一带曾遭到日本的猛烈轰炸,据传到重庆的消息,彭咏梧的妻儿在轰炸中丧生。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消息是个谣言。 1946年底,彭咏梧在街上忽然听到有人叫了声:“邦哥。”到重庆之前,彭咏梧的名字叫彭庆邦,“邦哥”是极为亲近的人对他的称呼。他循声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弟谭竹安。 彭咏梧知道了谭正伦的近况,谭竹安也获悉了自己的姐夫已经另娶他人为妻。 虽然那时的谭竹安是投身革命的进步青年,但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姐夫和江竹筠的婚姻,对二人心存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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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娜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这是狱中难友赞颂江竹筠的诗句。江姐的事迹被后人传颂,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曾经为了新中国、为了共产党的事业付出所有的伟大的、智慧的独立女性到底叫什么名字。11月14日,是江姐牺牲68周年。68年前,当她终于盼来新中国成立的曙光不久,她就被迫把今生的所有愿望与爱久久地埋在了新中国的土地上,年仅29岁。

川东游击队小镇的拟定平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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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竹筠,四川省自贡市人。1928年年她随母亲到重庆外婆家寄居,不久,她就进厂当了童工。1932年,进孤儿院小学免费读书。1936年考入重庆南岸中学。1939年考入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考入中华职业学校会计班,任该校党组织负责人。1941年,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1944年去成都,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并以学生身份做群众工作。1946年7月回到重庆搞学运工作,帮助西南学院和女子师范学院分别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及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领导学生开展抗议美军暴行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7年11月,以联络员身份随彭咏梧一道离渝去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1月。彭咏梧在云阳、奉节暴动中牺牲。她回重庆向川东临时工委汇报情况后,要求重返下川东工作。4月,因叛徒出卖,江竹筠及其他一批同志被捕,押往重庆,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在狱中,特务头子徐远举得知她是川东临委和川东临时工委联络员,掌握着川东云阳、奉节、巫溪、巫山等县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情况,妄图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徐远举及其手下特务接连对她进行刑讯,用夹手指、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折磨她,后采更丧心病狂地在她的指尖上钉进一根根竹签子,致使她一次次痛昏过去,但她始终未吐露一点情况,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与31名难友一道壮烈牺牲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的电台岚垭,年仅29岁。

川东游击队在平安乡开会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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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国产故事片《烈火中永生》海报。于蓝塑造了最经典的江姐形象。

彭咏梧牺牲前一晚带领游击队在此短暂停留的“箭楼”

革命者的爱情 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中,珍藏着一封江竹筠的家书。这封信写作时间是1949年8月26日,写作地点是渣滓洞监狱。狱中笔墨、纸张都难以寻觅,江竹筠将衣被中的棉花烧成了灰,加上清水,调和成特殊的“墨汁”,再把竹筷子磨成“笔”,将信写在了如厕用的毛边纸上。 信抬头的“竹安弟”,是对谭竹安的称呼,江竹筠落款自称“竹姐”。两人并非姐弟,关系特殊。 江竹筠的丈夫是彭咏梧,谭竹安是彭咏梧的妻弟,这个“妻”不是江竹筠,而是彭咏梧的发妻谭正伦。 这层特殊的关系在网络上被一些人庸俗不堪地解读,甚至有人把江姐与“小三”联系在一起。按照这些人扭曲的视角,谭竹安和江竹筠本该对立仇视,然而事实是,谭竹安是江竹筠最信任的家人,那封信是她留在世间最后的文字。写信后不到三个月,江竹筠牺牲。 在这封遗书中,江竹筠做了最后的托付:“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养,粗服淡饭足矣……” “云儿”是江竹筠和丈夫彭咏梧的独子彭云。父亲牺牲时,他不满两周岁。母亲就义时,他才三岁多。彭云由谭正伦和谭竹安抚养长大。 亚洲必赢,江竹筠和彭咏梧公开的夫妻关系,是从1943年夏天开始的,而他们真正结为夫妻,却是两年以后。这对革命伴侣的爱情故事,和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平如出一辙。 彭咏梧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一名中级职员。 1943年年初,信托局修好了新宿舍,有家属的人都可以申请独立的住房。此前,彭咏梧一直和十几个同事挤在集体宿舍中,非常不利于地下工作。他的“分房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但家属却成了个难题。 彭咏梧时年28岁,已和谭正伦结婚多年并育有一子。谭正伦和孩子一直在云阳老家。两年前刚调任到重庆时,彭咏梧曾有把妻儿接来的打算,但妻子回信告诉他,儿子正在出麻疹,暂时去不了重庆。 这样的通信引起了党组织的警觉。为了进入信托局,彭咏梧被包装成“中央大学毕业生”和曾经的“北平银行职员”,云阳是他早年开展学生运动、革命活动的地方,他与云阳的联系一旦被人注意到,很可能引出“案底”。因此,彭咏梧切断了与云阳的一切联系。 和《潜伏》中的翠平一样,江竹筠也是党组织在重庆的地下党员中物色挑选的“彭太太”。 江竹筠时年23岁,已经入党4年,为人机警可靠,而且文化水平较高,在为彭咏梧提供掩护身份的同时,还能协助他处理机密的党内工作和联络工作。那时候江竹筠尚未婚配,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嫁作人妇”任务,像模像样地扮演起了“彭太太”。 在外人看来,这对小夫妻般配恩爱,但他们很长时间都是“假夫妻、真同志”。 江竹筠的表弟李思礼回忆:“我那时上小学四年级,一天放学回家见父亲正在和一对青年男女聊天。父亲告诉我,女青年是我表姐江竹筠。那位男子,我叫他彭四哥。”那天之后,江竹筠便和彭咏梧一起在李思礼家住下,分住在两个房间。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志同道合的两个人感情逐渐升温。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彭咏梧和江竹筠正式结为夫妻。一年后,彭云出生。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厉华说,他们两人正式结为夫妻还有一个机缘,云阳一带曾遭到日本的猛烈轰炸,据传到重庆的消息,彭咏梧的妻儿在轰炸中丧生。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消息是个谣言。 1946年底,彭咏梧在街上忽然听到有人叫了声:“邦哥。”到重庆之前,彭咏梧的名字叫彭庆邦,“邦哥”是极为亲近的人对他的称呼。他循声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弟谭竹安。 彭咏梧知道了谭正伦的近况,谭竹安也获悉了自己的姐夫已经另娶他人为妻。 虽然那时的谭竹安是投身革命的进步青年,但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姐夫和江竹筠的婚姻,对二人心存芥蒂。 谭竹安在世时,厉华曾访问过他。据谭竹安讲述,他与彭咏梧见面后不久,到一个地下党组织联系点联系工作。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接待了他,并和他亲切地攀谈起来。 谭竹安打开了话匣子,话题扯到了彭咏梧和江竹筠的关系,言语中多有不敬。 没想到,那位女同志微笑着说:“我就是江竹筠。” 接下来,江竹筠依旧微笑着,向他讲述了自己和彭咏梧从同志到战友再到夫妻的情感经历,她还说,“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那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 坦诚的言辞让谭竹安对江竹筠心生敬意,二人从此姐弟相称。 不但是谭竹安,彭咏梧的发妻谭正伦也接受了江竹筠,接受了彭咏梧与江竹筠的儿子彭云。据彭云回忆,“1947年10月,母亲给谭妈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但将一切和盘托出,还嘱托谭妈妈尽快来重庆照顾我。那是我的两个妈妈唯一的一次通信。” 1948年2月,谭正伦冒着白色恐怖的威胁来到了重庆,从江姐的战友手中接过一岁零十个月的小彭云。此后直到重庆解放的将近两年时间里,谭正伦带着彭云躲过一次又一次劫难,使敌人抓捕彭云、威迫江姐就范的阴谋没有得逞。 庸俗的人,只能看到谭正伦、彭咏梧和江竹筠的情感纠葛,在八卦谈资中满足低级趣味的窥私欲。他们没有看到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险恶的革命环境,理解不了这段情感的真挚伟大。 《潜伏》里的一句台词,才是江竹筠和彭咏梧这对革命伴侣的最好写照:革命的爱情分外浪漫。谭正伦含辛茹苦把彭云抚养长大,这份包容和付出,同样伟大。

前天,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从奉节县文化旅游委获悉,奉节县平安乡川东游击队小镇建设规划已获重庆市相关部门批准,预计明年5月1日建成对外开放,今后这里将成为一个红色旅游区、红色教育基地。

亚洲必赢 6 江竹筠和丈夫彭咏梧的合影。

据了解,川东游击纵队政委彭咏梧曾率队伍在奉节县平安乡活动和战斗,1948年1月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在平安乡安子村黑沟淌。为纪念著名烈士彭咏梧,2011年4月,遂将奉节县平安乡安子村更名为咏梧村。

“孩子能记得父母吗?”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按照上级指示,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决定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发动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 彭咏梧主动请缨,去下川东组织领导武装起义。 所谓“下川东”,指的是重庆以东、万县至三峡沿江两岸。这片区域位于四川、陕西、湖南的交界,地形险要,适合开展游击斗争。而且,这里是彭咏梧早年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他了解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下川东农村“像一堆干柴,一点就着”。 川东临委任命彭咏梧为下川东工委副书记,江竹筠作为他的联络员一同前往,而吴子见因为北平的一个联系人被捕,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彭咏梧把他也带上了。11月,三个人离开重庆,乘船前往下川东。 彭咏梧等人的工作迅速而卓有成效,联系游击队、找武器、发动群众……起义时间被确定为来年1月30日。 新年将至,江竹筠却不能和丈夫一起在下川东过元旦了,她还有一项任务——当地缺少知识分子骨干,难以应付起义后的复杂局面,因此,彭咏梧要她回到重庆,向组织汇报准备情况,带一批知识分子支援起义,并筹备些给养。 转过年来的1月20日,江竹筠带着四位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和一批药品,从重庆返回,抵达了下川东边缘的董家坝,在那里等待起义队伍接应。 他们等来的,却是一个比一个令人心焦的消息。 最早与他们联系上的是一直在下川东地区活动的地下党员卢光特。他告诉江竹筠,起义提前打响了,开始打了胜仗,后来他听说彭咏梧“作战不利”,但具体的情况还不清楚,吴子见去打探消息了,几天后也会过来。 其实,卢光特隐瞒了一个还没有确认的传言——彭咏梧牺牲了。眼前的江竹筠不是普通的战友,而是彭咏梧的妻子,告诉她“情况不明”,会令她担心,但总好过丧夫之痛的打击。卢光特何尝不希望彭咏梧牺牲的消息并不属实。 残忍的现实击碎了最后一丝希望。 厉华告诉记者,彭咏梧等人在筹备武装起义时,不慎走漏了风声,不得不提前起事,取得首战大捷后,敌人调集重兵围追堵截。1月17日,起义队伍遭到伏击,寡不敌众。突围过程中,彭咏梧为营救战友,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敌人将彭咏梧的头颅砍下,先挑到奉节竹园镇游街示众,再挂到竹园坪小学操场边的杨槐树上。彭咏梧的头颅后被当地农民取下,埋到竹园坪的宝塔下。他的身体,就在牺牲地黑沟淌草草埋葬。 彭咏梧是《红岩》中江姐丈夫彭松涛的原型。小说中,彭松涛的头颅被敌人挂到奉节城的依斗门上,江姐亲眼看到惨景,强忍痛苦,装作镇定地疾行离开。 现实中,江竹筠是在战友口中得到的噩耗。小说中用大量笔墨描绘了江姐剧烈的内心活动,这自然是文学手法。在战友们的回忆中,我们看到的是江姐的另一种坚韧。 据卢光特回忆,在他到达董家坝三四天后,吴子见终于急匆匆地赶到了这里。他心不在焉地和江竹筠寒暄两句后,就把卢光特拉到屋外。 “传说打死一个穿黑皮袍的,砍下脑壳挂在竹园镇上‘示众’,看来老彭牺牲是无疑了,告不告诉她?” 卢光特答道,“她坚强,经得起,反正也隐瞒不了。” 听闻噩耗,江竹筠没有落泪,她的镇定远超卢光特和吴子见的意料。 只是沉默了一会儿,江竹筠就开始安排善后:吴子见和卢光特直接参与了起义,在下川东目标太大,必须马上撤离。四个新下来的同志显然也不能再过去了,而她对自己的决定是,回到重庆汇报后,还要回到下川东继续工作。 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江竹筠的房间里才传出压抑着的啜泣声。 2月7日,江竹筠回到了重庆,住在挚友、地下党员何理立家中。对于丈夫的牺牲,她只字未提,也没有流露出一丝苦痛。此时,彭云正寄养在何理立的朋友蒋一苇家里。2月9日是大年初一,江竹筠告诉何理立,要过去拜个年,看看孩子。 怀抱幼儿的那一刻,压抑、掩饰了多日的苦痛决堤一样汹涌而出。江竹筠抱着彭云,嚎啕痛哭。 蒋一苇家中,当时只有岳母在家照看彭云。老人不明就里,对江竹筠的失态倒有几分不快。毕竟是团圆喜庆的大年初一,江竹筠却在自己家里失声痛哭。 老人的埋怨很快传到了何理立耳中,她问起江竹筠痛哭的原因。江竹筠却怔怔地问她:“你说两岁的孩子能记得父母吗?” 再三询问之下,江竹筠再次泪雨滂沱,像挚友哭诉了彭咏梧牺牲的消息。 泪水是痛苦的宣泄。丈夫和儿子,是江竹筠心底最柔弱的部分。另有一份刚强,支撑着她擦干眼泪,扛过丧夫离子之痛。 江竹筠找到川东临委负责人,要求到彭咏梧战斗和牺牲的下川东去工作,联络同志,恢复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临委考虑到她刚刚失去了丈夫,孩子还小,让江竹筠留在重庆。但她坚持,下川东这条线她最熟悉,最便于开展工作。临委最终同意。 第一次和彭咏梧一起去下川东之前,江竹筠曾给谭正伦写过一封信,请她到重庆照顾彭云。而这次去下川东之前,江竹筠把家里的东西送了一空,结婚时购置的唯一的“大件”——衣柜被送给了《挺进报》的刘镕铸。 这是对“身后事”的安排。联系到她向何理立提出的那个问题:“两岁的孩子能记得父母吗?”所指似乎不止已经牺牲的彭咏梧。她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革命烈士彭咏梧血洒平安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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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梧村里,一座泥墙黑瓦的建筑坐落在苍翠的深山坳里,这是村里的“箭楼”。顺着几近垂直的狭窄木质楼梯,小心翼翼地往上攀爬,会不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透过这声音,耳边仿佛还能听见当时川东游击队与敌军厮杀的呼喊声。正是在这里,中共川东临委委员、下川东奉大巫起义的领导人彭咏梧结束了自己33岁的短暂生命。

那几个“甫志高” 在下川东地区的门户万县,江竹筠联系到了万县的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川东临委指示她,就以万县为中心开展工作。 雷震的公开身份是万县地方法院统计室主任,江竹筠在法院的会计室收费处做了一名雇员。 江竹筠在万县开展的地下工作,现在已经很难具体还原。她在万县留下来的最多的记录,出自写给谭竹安的七封家书。这些信中,不可能透露任何地下工作的信息。江竹筠写这些信,只是挂念自己的孩子,排解心中的伤痛。 1948年6月11日,正值端午节,当天发出的信件中,字里行间透露出江竹筠低落的心情,“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呢?还是这样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为死了的人而流泪……” 这是谭竹安收到的最后一封来自万县的家书,几天后,江竹筠与雷震、李青林先后被捕。 万县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不是一起孤立事件,祸事的源头正是《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江竹筠的被捕,还有敌人从下川东武装起义方向上追查到的线索。 在国民党特务进行的这次大搜捕中,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 事后分析,《挺进报》被破获和下川东起义的失败,都有冒进的成分,客观上暴露了地下党组织的力量,让敌人警觉。但真正让地下党组织损失如此惨重的,是那些变节的叛徒。 徐远举在交代材料中说,“此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 《红岩》塑造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叛徒形象——甫志高,他先后出卖了许云峰、江姐等诸多地下党员,用同志的鲜血做了保命晋身的资本。 “艺术作品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差距,《红岩》里的‘甫志高’在现实里并不仅指某一个人,而是十几个叛徒群像的缩影。按照书中的描述,‘甫志高’不过就是个区委委员,职务不高,是不可能掌握这么多党内机密的。”厉华说。 这其中,最危险的叛徒有两个: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前,他们分别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掌握着几乎所有重庆地下党的秘密。结果,这两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的秘密向敌人和盘托出。 一时间,重庆、川东的军警、特务倾巢出动,每天搜查追捕。重庆地下党组织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下川东的地下党组织也陷入了敌人罗网。 下川东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仍有剩余的武装力量在进行着游击战。这支游击队的领导者代号“老杜”。 冉益智向敌人供称,“老杜”叫杜谦益,是个化名,这个人的真名叫涂孝文,是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人在万县。敌人按图索骥,没费什么劲就抓住了涂孝文。

彭咏梧,原名彭庆邦,1915年2月出生于云阳县红狮坝彭家湾。1931年秋,彭咏梧考入云阳中学,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受到洗礼的彭咏梧,认识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1937年秋,他考入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省立万县师范学校,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于1938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涂孝文也成了“甫志高”。 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作为川东临委联络员的江竹筠接到了重庆传来的示警信息,“渝地瘟疫流行,友人住院,谨防感染。”但敌人的行动和涂孝文的叛变之快,没有给江竹筠留出应对的时间。 涂孝文叛变第二天,中共地下党万县县委书记雷震被秘密抓捕。他还供出了江竹筠,带着特务指认抓捕的是冉益智。 6月14日中午,江竹筠刚刚走出地方法院,忽然被人喊住。来人正是冉益智。在重庆时,江竹筠与冉益智有过联系,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 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公开场合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违背地下工作纪律。江竹筠心知有异,扭头欲走,却被冉益智张臂拦住。几个特务趁机冲过来,把江竹筠当场抓捕。

1947年11月初,彭咏梧与江竹筠、蒋仁风、吴子见从朝天门码头上船,前往万县与下川东中共地下党组织召开会议,筹备组建川东游击纵队。彭咏梧为政治委员,赵唯为司令员,下设巴北、奉大巫、七南、开县等支队。会后,彭咏梧便带领江姐、吴子见从云阳来到奉节青莲乡,领导奉大巫支队开辟游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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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17日,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奉大巫支队成立。彭咏梧到奉节青莲乡,以青莲乡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组织青莲乡中学师生向广大农民宣传土地大纲,并亲自到农民中进行演讲,宣传党的政策。群众深受启发,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彭咏梧带领川东游击队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周旋,亲自指挥了南溪、钱垭等战斗,给前来围剿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竹签之外的酷刑 和江竹筠同一批被捕的地下党员刘德彬回忆,被捕的当天晚上,江竹筠、李青林等几个女同志就受了重刑,但她们没有吐露一个字。对比起来,涂孝文这样的男人却是软骨头。那天晚上,刘德彬最后一个被审讯,亲耳听见特务们不乏敬佩的感慨:“这几个女人真是硬得很,就是不开腔。” 刘德彬同样“硬得很”,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刘浩然,是失学青年,来万县找工作的,没有参加共产党。次日凌晨,特务从水路将他们押送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下的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即俗称的渣滓洞监狱。 歌乐山位于重庆西北,相传因大禹治水后召众宾歌乐于此而得名。但是这个优美山名相伴的,却是渣滓洞、白公馆两个国民党军统监狱,恐怖魔窟。 共产党员在这两座牢狱中的斗争,是《红岩》着墨最多的故事,也是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在《红岩》中,江姐说出了激励几代人的一句话:“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与之对应的情节是,敌人把她的双手绑在柱子上,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裂成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 这个读来令人脊背发凉的情节,其实是小说的虚构。有人以这个小说的虚构情节来否定江姐曾受尽酷刑,这就是本末倒置的荒谬逻辑了。 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审讯的对象。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对江竹筠审讯问案动刑的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的若干交代材料。 张界交代,“江竹筠被捕后一直不承认有中共组织,而徐远举坚持说她不但有中共组织关系并且说她地位很重要,究竟是怎样重要地位,而徐始终也没有问出来。”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对江竹筠施以酷刑。 渣滓洞大屠杀幸存的罗广斌、刘德彬等人曾经对江竹筠受刑情况进行过详细描述:“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她曾经昏死过3次……” 《红岩》的创作基础,是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三人合作的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后来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竹筷子。” 夹手指源自中国古代的酷刑,听上去没有钉手指那么触目惊心,但其行刑过程同样惨无人道:把竹筷子用麻绳连环套式连接起来,十指用竹筷子一根一根夹住,左右两个人拉住麻绳,一使力,竹筷子就会夹紧手指骨头。正所谓十指连心,受刑人会痛不欲生。 当年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的15名革命志士中,孙重、李泽海两位老人至今健在。他们都是国民党酷刑的受害者和见证者。 孙重说:“渣滓洞的男女牢室不在一处,江竹筠具体受过多少刑我不清楚,但我可以肯定她不止一次受过酷刑。有一次,我看到江竹筠走路一瘸一拐,并且手指红肿,应该是刚受了老虎凳、夹手指之类的酷刑。” 1948年10月被捕的盛国玉和江竹筠曾经是同室难友,事隔六十余年后,她仍能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我进渣滓洞时,她已经浑身是伤疤,手也残了。每次踩着我的床去上铺,手指都抓不紧,只好吃力地用小手腕去勾住扶手。每当看到这情景,我就一边用手往上推送她上床,一边流泪。” 正是遭受这样非人折磨时的坚贞不屈,让党内职务并不高的江竹筠深受狱中同志爱戴,也让她成为后来艺术创作中江姐的最核心原型。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研室主任刘和平考证,那段时间里,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不断有地下党员被捕入狱。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地下党高层领导人相继叛变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被捕的地下党员们人心浮动,思想很不稳定。 江竹筠刚入狱时,“江姐”这个称呼还没有叫开。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会不会像刘、冉等人那样叛变革命。 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牢门向外张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有早与江竹筠熟识的年轻同志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无论自己的年纪比江竹筠是大是小,都统一喊她“江姐”。 后来,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彭咏梧领导的游击队声威大振,使敌人心惊胆颤。国民党反动派立即调兵遣将,围剿“彭咏梧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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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15日,彭咏梧带领游击队向巫溪方向转移时,被尾追而来的国民党部队581团正规营包围。彭咏梧在中弹之后吞下写有同志们的组织关系和联络关系的纸片,并掩护游击队员迅速突围,于1月16日不幸壮烈牺牲。

电影中的江姐带领狱友绣红旗,其实“绣”红旗的并非江姐,而是《红岩》作者罗广斌。

平安乡成为彭咏梧烈士领导下川东游击队生活、战斗的重要区域,也是彭咏梧烈士最后战斗和牺牲的地方。2011年4月,奉节县政府批准将彭咏梧烈士牺牲地安子村更名为咏梧村。

狱中红旗 “线儿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绣出一片春消息。”一曲《绣红旗》唱遍大江南北,江姐带着姐妹们在牢狱中绣红旗的情节生动细致,感人至深。 绣红旗的牢房如今已经辟为展室,就在白公馆平二室。一面“五星红旗”摆在橱窗里。这可能是共和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五星红旗”:一颗大五角星居中,四颗略小些的星分列四角。 在《红岩》和之后的文艺作品中,绣红旗的都是江姐。事实上,真正“绣”红旗的是《红岩》的作者罗广斌。 1949年的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时重庆尚未解放,白公馆里的地下党员们在7天后才得到消息。 罗广斌提出做一面五星红旗。于是,他扯下他的红花被面,同牢房的陈然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衫。谁也并不知道五星的颜色以及排列方式,认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应该是白色,并一致认为应当把五星放在国旗中央,形成圆圈。 由于牢房条件极差,狱友们只能靠用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当剪刀,剩饭当浆糊,经过通宵奋战,完成了这面珍贵的“五星红旗”。 红旗制作好后,狱友们把牢房的楼板撬开一块,将红旗藏在里面。重庆解放的第三天,众人在罗广斌的带领下,重新回到白公馆,从木板里取出了那面“五星红旗”。这面红旗后来交给了组织,至今还保存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创作小说《红岩》时,罗广斌没有把自己写进去,而是把这个情节安到了江姐的身上。江姐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又是女性,让她绣红旗更有象征意味。真实历史中的江竹筠,虽然没有绣红旗,却是狱中斗争的一面旗帜。 厉华说,在狱中,江竹筠年龄不算大,党内职务也不高,但在狱中的斗争中,江竹筠是比较重要的领导者,她面对刑罚毫不退缩的精神,也赢得了同志们的敬佩。 1949年春节过后,各个牢室传递着江竹筠发出的一句号召,“加强学习,迎接胜利。” 地下党员在渣滓洞、白公馆中“加强学习”,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学什么?所有的“红色文字”在这里都被像洪水猛兽一样防范,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狱中。 敌人可以监管书本纸张,却管不住地下党员的大脑。一些理论水平高的党员同志列出提纲,与同志们讨论,《社会科学二十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就被拼凑了出来。 没有纸笔,他们就用烂棉絮烧成灰做墨水,竹筷子削细做“蘸水钢笔”,草纸、衬衣、床单撕了当纸…… 与江竹筠同牢室的曾紫霞在家人的营救下出狱。几年后,她看到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正式出版物,惊讶地发现,江竹筠狱中所忆写下的章节标题竟然和原文完全一致,仅有一个地方次序颠倒。 罗广斌从白公馆脱险后不足一个月,就向党组织提交了一份两万多字的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的狱中斗争情况等。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罗广斌代笔写出的先烈们的生死嘱托,今日读来仍振聋发聩,引人深省: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档案材料中发现了这份报告。根据他的考证,这份报告的资料来源与江竹筠密不可分。 1949年1月17日是彭咏梧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竹筠表示致敬。江竹筠没有陷入个人的哀思,她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 这些信息成为罗广斌撰写“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报告时重要的资料依据。 江竹筠在狱中的另一个斗争成果,是成功策反了看守黄茂才。 黄茂才是1948年4月到渣滓洞做看守的,两个月后,江竹筠被关押到这里。登记名册时,黄茂才发现江竹筠是自贡老乡,主动攀谈起来。 起初,江竹筠对他怀有戒心,但很快就发现,黄茂才出身贫苦,为人本分和善,对牢狱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抱有敬佩、同情之心。这之后,江竹筠开始主动接近黄茂才。 在她的开导、劝说、感化下,黄茂才利用管理员的特殊身份,为身陷囹圄的地下党员充当起了秘密信使,狱中和外界信息交换的联络线从此打通了。 1949年11月,黄茂才为渣滓洞关押的革命者送出了最后一封信。信署名“吉祥”,其实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 “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这封信后来被称作狱中革命者“最后的报告”,写于11月19日。 “蓝先生”即黄茂才,他把信交给了地下党员况淑华。待到地下党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拿到这封信时,已是21日。刘康心急如焚,马上四下活动,组织武装营救。 然而,营救行动还没有准备好,敌人已经开始了垂死之际最后的疯狂。

精心打造小镇 追寻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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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奉节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潘万山说,结合扶贫攻坚事业,充分挖掘红色革命文化资源,传承保护和利用好红色文化,建设红色文化景区,将平安乡咏梧村打造成“川东游击队小镇”。小镇场景建设依据川东游击队故事脉络,通过构筑物、景观的打造,配合人物雕塑,再现游击队当时的场景。人居环境改造内容依据对游击队小镇旅游设施的安排布点,涉及对现有建筑物的外立面、建筑结构及室外环境等相关改造。同时拟建设9组大型群雕,以及建设川东游击队陈列馆、川东地下党陈列馆。

血色黎明 11月27日,敌人对狱中革命者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屠杀。 解放重庆的炮声已经近在耳边,刽子手们甚至等不及将革命者拉到刑场。他们把革命者集中到一层的牢房中,端着美式冲锋枪开始扫射。 这场野蛮屠杀中,包括胡其芬在内的207人血染歌乐山。 江竹筠则牺牲于11月14日。她并不在敌人疯狂的大屠杀之列,而是作为重要“共党分子”,被先期处决。 徐远举在解放后交代:“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将军传达了台湾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又谓:‘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毛人凤对我说:蒋介石只是要将杨虎城杀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9月6日,杨虎城将军一家和《红岩》里的“小萝卜头”宋振中一家,被杀害在松林坡。 10月27日,敌人再次从白公馆提出了陈然、雷震等10人,次日上午,公开处决于大坪刑场。 厄运很快也降临在渣滓洞,11月14日,特务通知江竹筠和李青林“转移”。 白公馆难友遇害的消息早在几天前就传了过来,江竹筠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她把《新民主主义论》塞给同牢的黄玉清,脱下囚衣,换上被捕时穿的蓝旗袍,梳梳头发,和难友们挥手告别。 敌人将江竹筠等三十人带往“电台岚垭”,这里本来是军统电台,1946年电台迁移后长期荒置,道路杂草丛生,特务们早就在那里挖好了大坑。 一阵枪响,一片血泊。 11月30日,重庆解放。白公馆生还19人,渣滓洞脱险15人,加上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狱中的三百余名革命者,就只有这35人活了下来。 12月9日,烈士遗体的收殓工作开始。 “电台岚垭”烈士遗骨的挖掘现场,留在了《大公报》的报道里,让人不忍卒读:“挖出的这二十九具尸体,全部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这二十九具志士的尸体除了每人穿一件内裤外,连衣服鞋袜都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们把那西装、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平安界是‘川东游击队小镇’第一处参观点,公路边设置一组标志性大型雕塑,移动幸福平安乡石碑与公路对面,并在农田上架空拓宽公路建设观景平台、观众休息照相区,同时建设停车场和公共卫生间,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平安乡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平安茨竹牌坊和风花雪语处设置游客接待中心、川东游击队小镇景区总体介绍、景区配套介绍等,沿途还设有步行栈道。同时将碉楼、箭楼等红色景点进行修缮,并开设多个室内展区,包括川东游击队陈列展览及相关复原文物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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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将利用现成的农田景观和民俗建筑,建立游击队和群众的单体雕塑,放置在公路沿线靠近观景台,将100平方米左右观景台作为游客的最佳拍摄点。”平安乡相关负责人介绍,还将结合文昌村田园综合体,布置建没“游击队欢庆胜利”和“川东游击队纪念园”等设施,总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利用现状地形高差,建造U字型记事碑,分别设置列队高歌大型群雕场景与民居立面片墙,营造背景村庄场景。游击队欢庆胜利三个场景利用左边改造现状废弃农舍,平整农舍前杂乱场地,作为“百姓慰问”及“青年报名”两组群雕布置区,右边利用现状地形高差,建造U字型记事碑,于记事碑前区设置列队高歌大型群雕场景,于后部情景公园内布置民居立面片墙,营造背景村庄场景。

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2具。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 而今的歌乐山,满目苍翠,山花烂漫。绽放于红岩之上的那树红梅,应该也在花丛中笑着。

目前,平安乡已有彭咏梧烈士纪念馆、炮楼、锦山寨等川东游击队红色文化景点。未来,平安乡将建立2个川东游击队陈列馆、露天遗址博物馆,以及川东游击队雕塑群,即将建成的“川东游击队小镇”也将于明年五一节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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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文化大视野》:歌剧《江姐》

据平安乡党委书记邹远珍介绍,在打造红色旅游的同时,平安乡深入探索其与生态农业、乡村旅游、休闲养生等产业深度融合,提升红色旅游的附加值作用,促进了农民就业增收。积极促进旅游产业扶贫向纵深发展,平安乡有效解决了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的长远增收、稳定致富的大难题。

马晓晨:演了“党的女儿” 塑造了江姐

2019年1月,平安乡成功通过市级脱贫摘帽验收。村民的生活好了,平安乡的那一抹红色也亟待被重新激活。“重庆市奉节县是1948年1月中共川东地下党领导的奉大巫武装起义的主战场,奉节县的昙花乡、青莲乡、平安乡是当年起义武装力量奉大巫支队的主要活动地区,在这里流传着许多当年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动人故事。”邹远珍说,建设川东游击队小镇,就是把下川东奉大巫打响武装起义第一枪的历史进行一个展示,使那段不能忘记的川东游击队历史,成为党史、国史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今天的奉节平安乡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的典型。”邹远珍说,平安乡将用好生态旅游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用好文化旅游资源,梳理好平安乡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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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游击队小镇建成后,将成为党史、国史的学习教育基地、党员干部实践教学培训基地、开展国防教育的实践基地、学生研学教育的实践基地。在弘扬红色精神的同时,也将进一步促进平安经济大发展,带动百姓增收致富。目前该项目正抓紧完善相关手续,按程序报批。”邹远珍说,平安乡正在积极挖掘彭咏梧烈士的英雄故事,修缮保护彭咏梧烈士壮烈牺牲前经过的炮楼、碉楼、锦山寨和箭楼等红色文化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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